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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发生的历史事件(建国后,河南一商店老板被群众当特务,政府

来源:juntx 时间:2022-07-01 12:18 编辑:admin

“哎,小兄弟,别去他们家买东西,那就是一家奸商,还说不定是特务呢”

“特务!那我不去了,不去了”

就在两人交流间,一个穿着旗袍磕着瓜子的女人走出来,犹如泼妇般骂道:“尽多管闲事,谁往我们家泼脏水,小心撕烂你的嘴”。

1953年,新乡一家体育用品商店前,一个泼辣的女子骂完就往店里去了,谁知道自家的小闺女却哭着回来:“人家说爸爸是资本家,说咱家都不是好人”。


祁文山

这时女孩的父亲走出来,抱着女儿道:“爸爸不是奸商,爸爸是好人。”

这个男人叫祁文山,他是潜伏在特务身边长达27年的革命战士,是“现实版的余则成”,隐秘而又伟大。

但在这个时候,他只能安慰女儿,却不能揭露自己的真实身份。

投奔亲戚

生逢乱世,祁文山从小便目睹了各种疾苦与不堪:黄包车车夫卖力跑上一天,所得酬劳寥寥;本该是无忧无虑玩乐的孩童,不得已要以背着马桶掏粪的方式来生存;马匹无精打采,赶马车的匹夫年岁甚高,满脸皱纹,佝偻着腰,眼神中透着绝望与无奈。

街头时常有国民党抓捕共产党员或者先进知识分子、青年学生的场景,恐惧与惊慌笼罩着整个城市……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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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生计,14岁的祁文山到河南焦作投奔三哥。

与此同时,他开始在焦作扶轮学校读书,也正是在这里,他遇到了改变他命运的两位启蒙老师——李导民和杨洗压

如果说三哥给予祁文山的是物质上的支持,那么这两位老师给予祁文山的则是精神上的富足。

两位老师都是中国共产党员,祁文山在与两位老师相处中,受其熏陶,耳濡目染,渐渐了解共产党先进的思想和高尚的革命理想,有了想要加入其中的冲动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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祁文山的表兄也是一名共产党员,表兄珍藏了几本革命书籍,像是《共产党宣言》、《国家与革命》以及一些革命日记。

祁文山总是会向表兄借这些书,趁得空的时候拿来品读,越读越有兴趣,越读越上瘾。

后来表兄在游行时不幸中枪,祁文山悲痛万分,抱着那几本革命书籍大哭。

痛哭后又眼神坚定,边抚摸着书的扉页边说道,“表哥,你未完成的事业就由我来继续吧。革命总要有牺牲,你是为了伟大的革命事业献身,这是光荣的。我也要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,一个又一个党员前赴后继,相信总有一天我们可以打败所有的强权、剥削与压迫。”

表兄的死深深刺激了祁文山,使他革命热情无比高涨。

或许在那时,想要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信念就在祁文山心中扎下了根,他憎恶国民党,憎恶他们不分青红皂白随意杀人,憎恶他们打击青年和先进知识分子反抗强权、争取独立民主的爱国热情。

他渴望平等和自由;渴望数以万计的同胞不再担惊受怕,有着自己热爱的事业,有安定幸福的家庭,有可爱的孩子们;渴望中国不再向列强低头,渴望所有中国人能在蓝天下畅快生活,扬眉吐气地自在生活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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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不连累亲人,远走他乡

1935年12月9日,爆发了轰轰烈烈的“一二 九运动”,祁文山在焦作组织的游行队伍中冲锋在前,面对敌人的枪口脸不红心不跳,展现了大无畏的精神。

也正是这场游行,给祁文山招来麻烦国民党特务在全城大肆搜捕参与游行的人,祁文山首当其冲。幸好杨洗压老师提前通风报信,祁文山才躲过这一劫。

尽管如此,祁文山深知特务很有可能卷土重来,到那时不仅自己会被抓,还可能连累三哥及其家人。

三哥待自己情深义重,他万万不能陷三哥于危险之中,所以他只能选择离开焦作

临行前,他给三哥留了张纸条,纸条上这样写道:“三哥,感谢你这几年的照顾,让我于乱世中感受到可贵的亲人温暖。中国现在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,为国家谋太平,为百姓谋幸福,匹夫有责。我愿意追寻党,以自己的方式为民族的解放而奋斗!勿念!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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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这样,祁文山开始了一年多的漫无目的的漂泊生活,而为了填饱肚子,他不得不在大街上找零活干。

在祁文山心中,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与组织建立联系。

终于,在1936年的某天,他与李导民老师在街头重逢,两人相拥而泣。不过一年时间没见,看着曾经意气风发的书生饱经沧桑,身上多了几分硬朗汉子的样子,导民老师满是心疼。

他为祁文山举行了简单的入党仪式,同时告诉给祁文山党下阶段的目标和任务。对祁文山来说,能够重新和组织建立联系是件无比开心的事情,而他也要踏上新的征程——去洛阳陇海建立地下党组织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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潜入工人阶级,建立地下党

祁文山来到洛阳,直接打入了工人兄弟们的群体中,在洛阳当了一个铁路工人。

白天祁文山和工人们一道抬煤、开机器、装货物,晚上开会和工人谈心交朋友,还要刻蜡版、印传单、 同反动工头作斗争

革命思想逐渐在工人群体中渗透,不少工人纷纷加入了反抗国民党、反抗外来侵略者的浪潮中,建立起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仰。

洛阳陇海地下党组织不断壮大,该组织在以祁文山为分支书记的带领下,为反国民党运动及抗日战争输送多次重要情报。

为训练成为更出色的情报人员,保证党的每次任务能够圆满完成,祁文山还被派到苏联红军军事学院学习军事情报收集和爆破技术,学成归来后就到敌占区工作,执行任务的地点是东北某地,具体任务是一旦日本北进,进攻苏联,就爆破指定目标;如果日本南进,按另一个方案行动。

并规定了特殊任务:单独过组织生活,不准与任何人、任何地方组织发生关系。任务完成与否,均不得暴露身份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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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1年11月,祁文山离开延安,开始到敌占区单独执行任务。

而这也标志着祁文山潜伏生涯的正式开始。

到敌占区后,其先后在天津、北平、新乡等地一边收集日伪军军事情报,一边寻找党的关系。

敌占区潜伏的近四年时间里,祁文山每日身处风口浪尖,受着心灵与肉体的双重折磨。但革命的信仰支撑着他克服重重困难,完成一个又一个艰难的任务。

祁文山说,党的利益高于一切,为躲避国民党的围剿,被迫转移到延安的时间里,他不能像其他战士一样“抛头露面”,不能合影留念,祁文山并不感觉遗憾。

因为组织之后还要派他执行潜伏工作,他必须隐藏自己的身份,以免被敌人察觉出破绽而让任务功亏一篑。

潜伏的任务是一个链条式的模式,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将会导致整个情报传递组织受到重创。


祁文山

倘若潜伏的革命者身份暴露,要么意志不坚定被屈打成招,然后出卖自己的同志,造成多个情报站被端掉,组织上不仅会损失一批忠诚的同志,也要花时间重新建立情报站;要么任凭敌人如何折磨也要死守秘密,最后特务觉得实在没有利用价值就枪杀。

而无论是哪一种结果对党组织来说,都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。照片可以等战争胜利后找时间拍,保护自己的身份不被发现才是最重要的,祁文山对此深以为然。

1945年,党中央决定在冀鲁豫建立情报站,负责收集敌人的军事运输、军事调度等情报,地点就设在祁文山家中,祁文山任情报站负责人兼中共地下党组织书记。

为了更好的开展工作,组织上派王建淑千里迢迢从天津赶到河南,与祁文山组成革命家庭,掩护祁文山并承担一些放哨任务。

为了和军官太太们打成一片,同时减弱军官对自己身份的怀疑,王建淑要在短时间内学会抽烟、打麻将等事项。但是王建淑是一个从农村来的淳朴姑娘,哪里接触过这些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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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命妻子,为潜伏学打牌

王建淑心里在打鼓,觉得组织上交给她的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祁文山笑着和她说道,“别担心,我抽空教你打麻将和抽烟,这两样都不难学的。”

王建淑会心一笑,紧皱的眉头也舒展开来。

那一刻,这个农村来的姑娘内心是喜悦的,是感动的,她敬佩祁文山深入虎穴的勇气,却也没想到他还有如此温柔的一面。

就这样,在祁文山手把手的教授中,王建淑很快学会了打麻将和抽烟,也会尝试在与军官太太们交流中获取有关战争的动态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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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祁文山则是白天和情报站的工作者们冒着生命危险收集情报,晚上则开会商量如何把情报传递出去,开会的时候一般王建淑就在外屋放哨,一直到深夜。

王建淑照顾着祁文山的衣食起居,有时候祁文山忙到深夜顾不上吃饭,王建淑会给他热一下饭菜或者煮点粥喝;祁文山则教王建淑识字,学着看电报密码本和发电报。

两人在慢慢相处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,想来,这份患难与共的情谊真的很美好。

祁文山的家是情报总站,除此之外,还有“大陆照相馆”、“狗不理包子铺”等分站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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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介石在途经新乡的时候还曾提出去著名的“狗不理”包子铺吃饭,殊不知,那里正是我党设立的一个情报站。当时有人提出让狙击手埋伏,击毙蒋介石,这遭到了祁文山的反对。他认为,我们不能搞暗杀。

祁文山的分寸感可见一斑,为此他还受到了周总理的赞许。潜伏工作也让祁文山练成了“最强大脑”。

祁文山的女儿祁葆珠在对父亲的回忆录中曾谈到,“那时候,父亲和情报站的工作者们不敢在白区存放党员档案, 因为这样一定会让国民党一网打尽。

父亲是地下党组织委员,他的脑子就是档案室。” 所以,如果有同志被诬陷为假党员、特务分子而不能自证清白,就可以请祁文山来帮忙。

1949年,新中国成立,举国欢腾,祁文山也跟着热血沸腾起来,因为这意味着他数十年的潜伏工作终于要宣告结束了,他能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回归组织,穿上那身象征荣誉与使命的军装,朝着升起的五星红旗注目敬礼。

然而党组织的决定并不遂祁文山的心意,党中央要成立平原省,要求祁文山仍然以灰色面目出现,继续隐蔽下去,而且祁文山家还要继续做隐蔽侦察点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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伪装成奸商

他说的妻子也不能公开工作,继续做掩护、接待工作。祁文山非常能理解党组织的决定,当时的新中国尚在襁褓之中,遗留在内陆的特务分子蠢蠢欲动,随时都有可能策划暴动,从而威胁新中国的安全。

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冲突时,祁文山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集体利益,接受了组织的安排。于是,祁文山和国民党特务关押在一起,以便随时了解他们的动态。

一次一个特务准备暴动,商量好了行动计划,祁文山了解了一切,与公安机关里应外合,成功挫败了这次暴动。

公安机关出钱,在新乡最繁华的地方盖了个大商店,名为“前进体育用品社”,由祁文山当老板。

这是因为这个隐蔽侦察点,祁文山被误会为奸商、大资本家。这不仅使祁文山本人名声受损,也连累了他的家人们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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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个年代,政治成分是上学以及工作非常看重的一点,但祁文山的子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因为父亲的“资本家”身份被歧视、被唾骂。

据祁葆珠回忆,“小时候要填家庭成分,我不知道怎么填,就写了个商人,被人看见后,他们会骂我,说我爸爸是奸商,同学们也会因为这件事,笑话我、排挤我”

这件事让祁葆珠自尊心受到伤害,她回家找爸爸哭诉,询问爸爸什么是资本家。祁文山轻轻拍着祁葆珠的脑袋,哽咽地说道,“爸爸是商人,爸爸也是好人”。

寥寥一句,道出了祁文山内心不尽的辛酸与无奈。

祁文山在之后的生活中一直隐藏着,但组织也没有忘记他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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终生忠于党

在1963年,组织为他提升了两个级别,定为十二级。最终祁文山在1968年结束了他的潜伏生涯,走到了阳光之下。

祁文山在结束任务后,笼罩在家庭及个人身上的谜团终于被揭开,众人才得知他的真实身份,代号112的革命潜伏者。

1977年,祁文山回到了河南省政协工作,先后担任了河南省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位。

1992年,祁文山在鲜花和热烈的掌声中戴上了国家公安部授予的“一级金盾”金质奖章,这是党和国家对一位“无名英雄”的最高嘉奖。这份嘉奖,他当之无愧!

他淡泊名利,他和妻子为党工作了几十年,却从未拿过一分工资,更别提什么特殊化。在祁文山过世后,他的妻子每月也仅有120元的生活费。

祁文山的一生写满了对党的忠诚,敢于为民族解放事业抛头颅,洒热血;也愿意为人民群众服务,无私奉献。他曾形容党和人民的关系就像是鱼和水的关系,没有人民群众就没有我们的如今的美好未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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